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殺是"哥哥教訓弟弟"
2017/08/10 10:08 | 來源 / 人民網

  圖為南京大屠殺的見證人羅瑾、吳璇當年冒死保存下來的日軍殘殺中國平民的照片之一(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世紀風采》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週年和“中日國民交流友好年”。在這樣一個重要年份,卻傳出日本一些政客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消息。例如,在2012年2月20日,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與到訪的南京市政府官員舉行會談,在提及日軍“南京大屠殺”時,竟說:“的確存在常規的戰鬥行為,但我認為南京(大屠殺)事件並未發生過。”河村隆之說,在1945年戰爭結束時,他的父親就在南京,“雖然當時事件過去近8年時間,但南京人卻對我父親很好”。他以此證明“南京大屠殺是不存在的”。他甚至狂妄地宣稱:“中國一直說是30萬南京平民被屠殺,糾正歷史認識是我的使命。”

  河村隆之的話企圖推翻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和日本戰犯的判決,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南京市政府深感震驚,宣布暫停與名古屋市政府間的官方交往。

  其實,否定南京大屠殺,否定日本侵華史,是從戰時日本當局,到戰後的日本右翼學者與政客,一以貫之的政治宣傳和喧囂,背後隱藏著他們險惡的政治用心和蠱惑人心、顛倒是非的目的。中國人民與世界上主持正義的人士為了維護歷史的真實與人類的正義,與他們進行了長期的鬥爭。

  戰時日本當局對南京大屠殺的封鎖、掩蓋與粉飾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佔領南京後,立即對手無寸鐵的民眾與放下武器的戰俘進行瘋狂的血腥屠殺,伴之以搶劫、強姦、焚燒。日軍的恐怖暴行延續了6週,殺害中國軍民達30萬人。南京成了一座人間的“活地獄”。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事件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中最具代表性與典型性的暴行之一,是世界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日軍在開始有計劃的血腥大屠殺的同時,也開始了有計劃的對南京嚴密的新聞封鎖。他們首先將南京城內的中國新聞傳媒機構掃蕩一空,破壞殆盡,並立即切斷了南京與外界的所有電訊聯繫。日軍當局還嚴禁一切中外人員,包括外國新聞記者,進出南京,即既不讓任何人離開南京,更不容許任何人進入南京。這段時間,南京成了全世界新聞視野以外的一個被隔絕、被孤立、被封閉的城市。全世界的新聞傳媒,包括西方的與中國的,都得不到關於南京的任何一點真實信息。因此,對當時正在南京發生的日軍對中國戰俘與平民實施大規模血腥屠殺的情況,中外新聞傳媒都不能做一點報導,或者只有十分模糊的片言隻字。

  日軍當局只允許日本隨軍記者採訪與報導有關南京淪陷後的情況。全世界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經過日本當局嚴格審查過、由日本新聞傳媒記者發出的“南京獲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軍恩德”的消息。

  日本隨軍記者中的大多數人,因長期受到日本當局的思想灌輸,早就喪失了人類起碼的良知,具備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一切思想特徵與行為特徵,是日本當局侵華與屠殺恐怖政策的熱烈擁護者與宣傳鼓動者。當日軍佔領南京後實施血腥的大屠殺時,他們自覺地充當了惡魔的辯護士與粉飾工,精心製造與發佈各種虛假的消息,連篇累牘地寫下與拍發出一篇篇捏造南京“祥和”景象、南京市民感激日軍“恩德”、掩蓋與粉飾日軍大屠殺暴行的電訊、特稿與新聞照片,刊登在日本各新聞傳媒上。

  例如,1937年12月22日,《東京朝日新聞》用了半個版面,刊登反映日軍佔領下的南京狀況的專題照片,標題為《對昨日之溫情---南京城內的親善情景》。照片共5幅,是該社特派記者河村於12月20日在南京拍攝的。第一幅照片題為《接受治療的中國傷兵》,內容是在一家​​醫院裡,日軍的軍醫和護士正在為中國傷兵診斷和治療。第三幅照片題為《炮聲停止後南京城內的親善情景》,內容是正在和中國攤販打趣的日本兵,一派與戰前沒有什麼區別的熱鬧的南京街頭景象。

  再例如,在1937年12月30日,《東京朝日新聞》晨報刊登反映日軍佔領下的南京狀況的專題照片,內容是戴著紅十字會袖章的日軍衛生班成員在原外交部大樓的醫院裡,為收容的中國傷兵、俘虜進行治療與看護的情景。

  1938年1月8日,日本特務機關在上海創辦的中文《新申報》上刊登一則從南京發出的新聞通訊,題為《日本軍親切關懷難民,南京充滿和睦氣氛》,宣稱:“南京市的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陽光照耀著城市西北角的難民區。從死裡逃生的南京難民,現在已經受到皇軍的撫慰。他們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軍入城以前,他們備受中國反日軍隊的壓迫,生病的人沒有醫藥上的幫助,飢餓的人不能夠取得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無以復加。幸而皇軍現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德國僑民拉貝在日記中對這篇報導憤怒地斥責道:“這篇文章是一個徹頭徹尾、荒謬絕倫的無恥謊言,其造謠手段已達登峰造極的地步。”

  日本隨軍記者憑空捏造的南京虛假報導卻符合與迎合了日本當局的政策與需要,因為它可以掩蓋、抵賴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兇殘、醜惡與罪孽深重,可以進一步欺騙中國人民、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因而這些報導在日本各大小報刊上大登特登,幾乎控制了報紙的全部版面,成為當時日本新聞傳媒的主流輿論。這些虛假報導產生了一定作用,特別是使得廣大日本民眾一直對南京大屠殺這一驚天血案一無所知,一直被蒙在鼓裡。

  但是,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不管日方當局如何封鎖,關於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還是由西方各界人士通過不同途徑報導了出去。首先是5位冒著生命危險留在南京進行採訪的西方新聞記者,親眼目睹了日軍在南京燒殺淫掠的無數戰爭暴行,震驚,痛苦,卻又無能為力。他們只能以記者的職業本能,立即記錄下這些他們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實,分別在《紐約時報》、《芝加哥每日新聞》、美聯社、路透社等媒體上進行了揭露。隨即英國《每日電訊》、蘇聯《真理報》等也相繼作了報導。

  在國外新聞媒體揭露日軍暴行的同時,中國國內的《大公報》、《申報》、《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等,也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進行了大量的揭露和報導,僅中共《新華日報》自1938年1月至5月間,報導日軍在南京暴行的新聞就有10餘篇。

  接著,留駐南京的西方僑民把親眼目睹的暴行詳細而真實地記錄下來,用書信、日記等方式,向世界揭露。1938年3月,英國《曼徹斯特導報》駐華記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把這些資料彙編成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戰爭意味什麼:日軍在華暴行》),在許多國家出版`。此書的中譯文版《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於1938年7月由漢口民國出版社出版發行,郭沫若為此書寫了序言。他說:“……這兒不僅橫溢著人類的同情,這兒更高漲著正義的呼聲。”

  留在南京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馬吉牧師,用一架16毫米的攝影機,冒著生命危險,極其隱秘地將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拍攝下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副總幹事費奇把馬吉牧師的膠片從南京秘密帶到上海,並在那裡製作了4部拷貝,一部送給德國外交官羅森,一部送給英國傳教士,一部帶回美國,一部留在中國。它向世界揭露了日軍暴行。這部影片1991年在美國被重新發現,成為留存至今的當年現場拍攝的南京大屠殺的動態畫面。

  南京難民中有一些九死一生逃出血城的大屠殺倖存者,以自己的血淚,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親眼目睹的日軍暴行,用日記、紀實等形式,向國內外控訴了日軍的暴行,如郭歧的《陷都血淚錄》、蔣公榖的《陷京三月記》、李克痕的《淪京五月記》、範式之的《敵蹂躪下的南京》等等,在中外各地出版、發表、流傳。

  在這同時,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金陵大學美籍教授史邁士及其助手根據調查資料編寫成《南京戰禍寫真》;燕京大學教授徐淑希根據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資料,編纂成《南京安全區檔案》一書。1938年1月初先後回到南京的一些西方國家外交使節也向各國政府報告​​了南京的情況。這些著作,這些報導、書信、報告,以鐵的事實揭露了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真相,引起了正義輿論對日軍侵華暴行的強烈譴責,也揭穿了日本新聞報導的謊言,宣告了日本軍國主義當局千方百計封鎖、掩蓋和粉飾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失敗。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圍繞南京大屠殺的爭辯

  1945年8月15日,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打擊下,日本被迫宣布無條件投降。

  在歡慶胜利的日子裡,中國人民沒有忘記日本侵華戰爭多年來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苦難,更沒有忘記南京大屠殺!對日本戰爭罪犯的種種罪行,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必須進行清算!只有這樣才能告慰無數的遇難者同胞,才能給過去的歷史作一正確的總結。

  1945年12月6日,中、美、英、蘇四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決定在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1946年1月19日,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特別通告,命令在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便“審理犯有破壞和平罪及包括破壞和平罪在內的個人、團體成員以及兼有此雙重資格而被起訴者”。同時,盟軍最高統帥批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與檢察官由中、美、英、蘇、澳、印、荷、菲等盟國所派遣人員組成。

  1946年2月7日,中國檢察官向哲浚與助理檢察官裘劭恆受中國政府委派,來到東京,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起訴與審判。他們立即向國際檢察局遞交了中國政府認定的11人戰犯名單,其中就有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松井石根、谷壽夫等人。1946年3月20日,中國法官梅汝璈受中國政府委派,從上海飛抵東京,就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

  由於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歷時多年,罪行累累,戰犯人數眾多。盟國議定,將所有日本戰犯按罪行輕重程度分為甲、乙、丙三級。甲級戰犯是指從整體和全局策劃、發動和執行侵略的罪犯;乙級戰犯是指違反戰爭法規的現地責任者,即犯違反人道罪;丙級戰犯是指違反戰爭法規的直接執行者,即犯直接責任罪。盟國議定,將甲級戰犯交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將乙、丙級戰犯交由罪行發生所在國家的軍事法庭審判。

  經過各國檢察官與助手們的通力合作,起訴書的撰寫工作終於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起訴書最終確定了共28名日本甲級戰犯被告,其中有日本前首相東條英機、平沼騏一郎、小磯國昭,指揮進攻南京與南京大屠殺的日“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參與指揮進攻南京與南京大屠殺的日“華中方面軍”副參謀長武藤章,參與進攻南京與南京大屠殺的日“華中方面軍”第十軍野戰重砲兵第六旅團第十三聯隊聯隊長橋本欣五郎等。

  1946年4月29日, 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季南(Joseph B Keenan)正式向法庭遞交了起訴書,對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28名日本甲級戰犯提起公訴,訴訟理由包括三類55項:第一類“破壞和平罪”,罪狀第1-36項;第二類“殺人罪”,罪狀第37-52項;第三類“其他普通戰爭罪及違反人道罪”,罪狀第53-55項。1946年5月3日上午8時42分,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甲級戰犯共28人正式開庭審理。5月3日、4日,由檢察方面朗讀起訴書;從6月3日開始,到1947年1月24日,由檢察方面提出證據和陳述。日本戰犯的喪鐘開始敲響!

  由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採用英美法系,允許控、辯雙方當庭辯駁,對證據的要求特別嚴格。日方組成了112人之眾的“律師辯護團”為日本戰犯進行辯護。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華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重大、最血腥野蠻的戰爭暴行,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其審判格外重視。為查清南京大屠殺事實真相,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專門設立了一個獨立的單元進行法庭調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首席檢察官季南為了獲得足夠的有力證據,在審訊前期,於1946年5月30日下令,派遣美國檢察官大衛·納爾遜·薩頓(David Nelson Sutton)、中國檢察官助理裘劭恆等人,專程前往南京,為南京大屠殺案的審判實地取證。1946年6月4日,薩頓一行到達南京。他們得到了中國政府與南京民眾的大力支持與幫助。薩頓一行在南京會見了中國政府行政院副院長翁文灝等有關官員,找到了多名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及中外目擊者。薩頓一行在南京獲得了大量的人證與物證。1946年6月8日,他們帶著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代表尚德義、伍長德、陳福寶,以及南京大屠殺的目擊者代表、金陵大學歷史系美籍教授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南京基督教青年會秘書長喬治·費奇(George Ashmore Fitch)、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會長許傳音等人,於6月12日飛回東京。不久,南京鼓樓醫院的美籍醫生威爾遜、南京德勝教堂美籍牧師馬吉也作為南京大屠殺的證人,應召前往東京。

  1946年7月下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審理南京大屠殺案,由檢察方面提出與宣讀了多項書面證據。南京的受害居民、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與戰時駐南京的西方僑民的代表以證人的身份到法庭上作證。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對南京大屠殺案進行調查與審訊期間,還依法對日方證人多田俊、橋本欣五郎、伊藤信文等進行了調查與質證,聽取了被告松井石根、武藤章的證詞與回答質證,以及被告證人中村三夫、飯沼守、岡田尚、日高信六郎等的證詞與回答質證。

  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甲級戰犯審判的同時,中國國民政府依據盟國發布的一系列宣言、決定、通告的精神,特別是《波茨坦公告》的原則,在南京等地成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開展對日本乙、丙級戰犯的調查與審判工作。無疑,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理的案件中,以對指揮南京大屠殺案的乙級罪犯、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和在南京進行殺人比賽的野田毅、向井敏明以及田中軍吉這三名丙級戰犯的審理,最為引人注目,也最為重要。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進行了認真調查與依法審理,作出莊嚴的判決,嚴正指出:“日本軍閥以我首都為抗戰中心,遂糾集其精銳而兇殘之第六師團谷壽夫部隊、第十六師團中島部隊、第十八師團牛島部隊、第一一四師團末松部隊等,在松井石根大將指揮之下,合力會攻,並以遭遇我軍堅強抵抗,忿恨之餘,乃於城陷後,作有計劃之屠殺,以示報復。由谷壽夫所率之第六師團任前鋒,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即農曆十一月十日)傍晚,攻陷中華門,先頭部隊用繩索攀垣而入,即開始屠殺。翌晨复率大軍進城,與中島、牛島、末松等部隊,分竄京市各區,展開大規模屠殺,繼以焚燒姦掠。”法庭查證: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大規模集體屠殺有28案,屠殺19萬多人;零星屠殺有858案,屠殺約15萬多人,“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依法判決谷壽夫等罪犯死刑。

  與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審判相比,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則歷時更長。在審判中,罪犯松井石根等人進行了無恥的詭辯,拒不認罪。他竟把日本的侵華戰爭說成是“兄弟之爭”,是“哥哥教訓不聽話的弟弟”,是“愛的戰爭”等。他說:“我總是堅信中日兩國之間的衝突是所謂'亞洲家庭'兄弟間的爭吵。……這就像是兄長在長時間忍耐後痛打其年輕而又桀驁不馴的弟弟一樣。這一行動是使中國恢復理智,不是出於仇恨而是出於愛。”對於他指揮的南京大屠殺,他則聲稱:“儘管我在南京之戰中小心謹慎,但在當時忙亂的情況下,可能有一些衝動的官兵乾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暴行。事後,對於聽說的士兵的不良行為我感到非常遺憾和難過。攻占南京時,我正臥病在140英里外的蘇州,根本不知道士兵違背我的命令所犯下的這些暴行,也沒聽到任何有關的報告。”他攻擊法庭檢察官對他的起訴與證人對他的控訴,說:“我對於起訴方文件中所說的'南京之戰中的有計劃的屠殺'之說不敢苟同。很顯然,文件中所說的'關於日軍下令,並放任屠殺的行為'只能是誹謗。”松井石根的這些 辯與推脫不堪一駁,甚至成為笑料和他新的罪狀。而日方的辯護律師有許多人明確知道歷史真相,因而幾乎沒有做出什麼像樣的辯護。如辯護律師瀧川政次郎,戰時在北平就听說了南京大屠殺,他在1938年夏到南京時,特地坐黃包車在市區內兜了一圈,時間已過去半年,南京市內依然隨處是被燒毀的民房。黃包車夫告訴他,這都是日本兵燒的。車夫還說,南京市的女人幾乎都被強暴過。所以,日方辯護律師們採取的方式是,放棄對日軍暴行的辯護,而把重點放在作為方面軍最高指揮官的松井石根大將應不應該為部下的行為負責、以及負責到何種程度上。日本辯護方提出的物證,是當時由西方僑民設立的“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寫給日軍的“感謝信”,內容是感謝他們沒有砲擊難民區,以及贈給為難民區運送糧食的日本兵個人的禮物。這幾份證據無法推翻控方提出的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大量證人和證詞。

  在審判期間,日本的報紙遵照佔領軍最高司令部(GHQ)的指示,幾乎每天都以當時只有4個版面的一半左右來報導東京審判。絕大多數日本人是通過這次審判,才知道了那場以天皇制下的軍閥為中心,財閥、官僚、媒體和右翼一起操作的戰爭到底是怎麼回事,知道了南京大屠殺,知道了日本侵略軍的殘暴。東京審判允許一般人旁聽。審判開始後,每週一般有1500名日本人和450名盟國人士參加旁聽,而在法庭開始審理南京大屠殺案件時,參加旁聽的日本人增加到了2000人以上,這說明了日本人對該事件的關心程度。從日本人的立場來說,他們很希望能夠推翻檢察方的指控,但事實使很多日本人失望。

  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經兩年多時間開庭審問與調查後,於1948年11月4日,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韋勃宣讀了長達1218頁的判決書,列數了日本戰犯在南京及在中國和亞洲其它地方犯下的戰爭罪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罪行作出了莊嚴的判決。其中,對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判決是:“在佔領後的第一個月中,南京市內發生了兩萬起左右的強姦事件……縱火行為持續了六個星期,三分之一的南京因此變成廢墟……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二十萬人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十五萬五千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了。根據這些團體的報告說,屍體大多數是被反綁著兩手的。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拋尸入江,或以其他方式處理的屍體計算在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這一天判決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木村兵大郎,以及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松井石根、武藤章以死刑,於1948年12月22日在東京巢鴨監獄將他們執行絞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從國際法的高度,確認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

  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的審判,代表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願,平抑了無數的中國死難者與倖存者的冤憤之氣,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義性和權威性。它們用法律的形式,將日本法西斯戰爭罪犯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經嚴格的審判所確認的日軍南京大屠殺,殺害中國已放下武器的戰俘與手無寸鐵的平民30萬人以上,成為歷史的鐵案。

  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右翼人士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言論

  應該指出,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是不徹底的,尤其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的各項罪行沒有進行應有的清算與批判。這就給後來日本右翼勢力的翻案活動以可乘之機。

  由於以上的原因,以及戰後蘇聯和西方兩個陣營的冷戰局面的形成等其他種種原因,戰後數十年來,日本右翼勢力一直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尤其是對法庭關於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宣判,進行攻擊與誹謗。南京大屠殺的血淚歷史在日本國內被刻意封鎖和淡化,直至20世紀60年代末,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內容仍是日本新聞出版界的禁忌。

  南京大屠殺在日本被重新提出來,是在1967年。這年,日本進步人士新島良友在訪問南京後,首次發表了幾篇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章。之後,早稻田大學洞富雄教授編著了《近代戰史之謎》,其中用了很大篇幅介紹南京大屠殺事件。從1971年6月開始,《朝日新聞》著名記者本多勝一訪問中國,對遭受日軍暴行的地區和倖存者進行了採訪,收集了許多檔案資料和照片,回國後出版了《中國之旅》 ,並在《朝日新聞》連載,裡面10次提到南京大屠殺,引起了日本國民的注意。這部報告文學在發行單行本之後,10年內重印了26次,成為長期暢銷書。以洞富雄教授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在1984年組成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開始具體調查南京大屠殺事件。洞富雄教授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新作《南京事件》和兩卷南京大屠殺資料集出版。至此,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真相引起了日本廣大國民的重視。

  洞富雄、藤原彰、本多勝一、笠原十九司、井上久士、吉田裕等所代表的群體,被人稱為“大屠殺派”或“肯定派”。他們尊重歷史、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維護日中友好,與右翼分子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洞富雄繼《近代戰史之謎》、《南京大屠殺(決定版)》之後,又推出了《南京大屠殺之證明》等一系列很有影響的著作。藤原彰在他的《南京大屠殺》一書中,則特別強調指出,日軍在南京屠殺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是違反國際法和人道主義原則的。他嚴厲批評了日本右翼人士不把中國死難士兵列入被屠殺人數的做法。本多勝一又撰寫了《筆桿子的陰謀》,對日本右翼人士鈴木明等人的謬論一一予以批駁。“研究南京大屠殺全國聯絡會”編寫了《南京大屠殺》,笠原十九司撰寫了《南京安全區的百日》,津田道夫撰寫了《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肯定派”的研究成果顯著,成為一個極有影響的學派。以鬆岡環為代表的日本民間人士則通過對許多日本老兵的調查筆錄為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

  但與“肯定派”相比較,日本由右翼人士組成的“否定派”,或稱“虛構派”、“幻想派”,則在日本的人數和影響更大。他們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說南京大屠殺是史無其事,乃是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編造”與中國人民別有用心的“虛構”,是一種“幻想”。其代表人物有鈴木明、山本七平以及曾擔任過南京大屠殺元兇、日“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等。

  早在1971年本多勝一發表《中國之旅》時,日本右翼的《諸君》雜誌就開展批判本多勝一的活動。1982年是一個節點。這一年7月,日本文部省審定教科書時,把“侵略華北”和“全面侵略中國”等段落中的“侵略”改為“進出”。對於南京大屠殺,教科書說“事件的起因是由於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日軍蒙受很大損失,才引起日軍的激憤,殺害了很多中國軍民”。文部省還刪掉了原教材中“中國犧牲者達20萬人之多”,“日軍進行強姦、掠奪、放火……遭到了國際上的譴責”等段落,把南京大屠殺改為“佔領南京” 。中國就此問題向日方正式提出交涉。7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牢記這個教訓》的評論,對日本教科書事件進行批評。

  日本右翼人士乘機興風作浪,不僅攻擊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的嚴正立場,而且猖狂地攻擊和否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尤其是對法庭關於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宣判,並圍攻日本的左翼人士,否定日本侵華和南京大屠殺史。

  日本右翼學者沖在前面,拋出了多種文章與論著,如《南京大屠殺的幻想》、《日本人與猶太人》、《南京大屠殺之虛構》等。1985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剛剛落成開放後不久,田中正明就迅速在《正論》雜誌上拋出了《九問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挑釁性文章。他們說,在戰時的日本國民只知道南京的民眾是歡迎日軍的解放,對日軍十分友好,而對南京大屠殺卻從未聽說。例如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殺之虛構》一書中得意地說:“我,為了寫此書,專門將《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當時稱《東京日日新聞》)、《讀賣新聞》三家報紙1937年12月至翌年2月,即發生所謂'南京大屠殺'那個時期的縮印版複製下來,對當時的新聞報導,進行了詳細查閱。……但翻遍這三家報紙的所有版面,卻不見有關殺人、強奸的片言只語。”日本右翼評論家村上兵衛說:“在遠東軍事審判中,所謂的'南京大屠殺'使日本人大為詫異。直到戰爭結束,日本人並不知道有過那麼回事。”再如日本上智大學教授渡部升一說:“'南京大屠殺'這個戰後鼓譟鴉鳴的消息,我們在日本戰敗前卻從未風聞過。……南京是在事變後不到半年陷落的。事情過了7年之久,居然連這方面的謠傳都未聽到過,這究竟是為什麼呢?……說起來,這全怪遠東國際審 。戰後的日本可以說是被迫屈從於'東京審判史觀'的。”1998 年12 月,日本展轉社公開出版了松村俊夫、東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和《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兩書,竟對李秀英和夏淑琴這兩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老人提出質疑, 誣衊她們為“偽證人”。

  日本的右翼政客出於某種考慮,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很少參加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爭論。多年執政的自由民主黨政客中第一個公開站出來發表否定南京大屠殺言論的,是1994年羽田孜內閣的法務大臣永野茂門。結果,他在就任11天之後,就因此言論被迫辭職。擔任首相多年的小泉純一郎不顧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的抗議,堅持多年參拜供奉東條英機、松井石根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在2007年6月19日,自民黨中約100名國會議員組成的“思考日本前途與歷史教育議員會”發表一份“調查報告”,更聲稱:基於對當時(日本)官方文件和媒體新聞報導的調查來看,“我們無法確認南京大屠殺的事實”。歷任運輸大臣、通產大臣、經產大臣,身為甲級戰犯平沼騏一郎養子的平沼赳夫,從2008年開始,多次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近年上台執政的民主黨的政客,則一直堅持否認南京大屠殺。此次公開發表此類言論的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就是其中一員。

  日本的右翼學者與政客的無恥言論激起了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有識之士的憤怒與抗議,並與之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中國,一批專家學者抱著神聖的職責,開始從學術的角度研究南京大屠殺史。他們首先組織力量,向中國、日本、西方各國的有關單位與人士廣泛地徵集檔案資料、報刊圖書資料、現場圖片、影片資料等;又普查了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和重要歷史見證人,獲得了大量鮮活有力的口述資料。在廣泛徵集史料的基礎上,經專家、學者整理研究,先後編輯和出版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照片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證言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圖證》、《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外國人證言集》、《南京大屠殺史料集》72卷、《南京大屠殺史研究與文獻》29卷等。另外,拍攝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紀錄影片多種。1985年,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立,對推進南京大屠殺史的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該館團結了很多專家學者,在1995年,成立了“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組織了多次有中外學者參加的南京大屠殺史學術研討會;在2008年出版《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雜誌,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文章;出版了多種高水平的論著,如《高興祖文集》、《南京大屠殺》(孫宅巍主編)、《為三十萬靈魂吶喊》(朱成山著)、《戰時日本、西方、中國新聞傳媒與南京大屠殺》(經盛鴻著)、《南京淪陷八年史》(經盛鴻著)等。文學方面,有徐志耕的報告文學《南京大屠殺》、周而复的小說《南京的陷落》等。電影方面,有《屠城血證》、《南京大屠殺》、《黑太陽---南京大屠殺》、《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等先後問世。電視劇方面,有南京電視台攝製的電視劇《帶彈孔的銀元》以及電視音樂片《心祭》等。

  1999 年9 月17 日, 日本進步律師和學者代理李秀英,以“損害名譽”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正式起訴《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作者松村俊夫、發行人相澤宏明和出版社展轉社株式會社, 要求賠償1200 萬日元( 包括律師費用200 萬日元) ,在《朝日新聞》等媒體上登道歉書。2002 年5 月10 日, 東京地方法院作出判決:《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中有關記載損害了原告的名譽, 三方被告應向原告賠償150 萬日元。儘管被告不服繼續上訴, 但2003 年4 月10 日, 東京高等法院作出維持原判的判決。2005 年1 月20 日, 東京最高法院作出終審判決, 李秀英名譽侵權案勝訴。但可惜的是李秀英老人在勝訴前一個月已不幸去世。夏淑琴也於2000年將鬆村俊夫和《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作者東中野修道、展轉社告上法庭。7年之後,2007年11月2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宣判:東中野修道和出版商展轉社對夏淑琴構成了名譽侵權,需支付損害賠償金400萬日元。這是繼李秀英勝訴之後,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第二次在名譽權國際訴訟案中獲得勝利,也是對日本右翼勢力的一次沉重打擊。

  2006年10月,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中日兩國領導人就啟動兩國學者之間的共同歷史研究達成了共識。2006年12月,該項目正式啟動,中日雙方各10名學者組成的委員會,基於中日聯合聲明等三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及“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開展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在研究的第一階段中,中日已就定性的問題取得共識,即中日戰爭的性質為侵略戰爭,南京大屠殺為大規模反人道屠殺。

  目前,世界正義的潮流浩浩蕩盪,不可阻擋。在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日本一些右翼學者與政客妄想推翻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案和日本戰犯的判決的無恥言論與企圖,是注定要失敗的。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與世界和平之船必將乘風破浪,勇往直前! 

  (責任編輯 祝妙霞)